The Data Dilemma for Online Content Creators
互联网时代的创作：我们注定不会再有伟大的作品了吗？
From / 2021
引言
上网超过十年的用户可能都会有相似的观察——内容界面里，“数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可见了。
在Web1.0时期浏览一篇博客文章，可能自始至终都见不到一条数据。逐渐地，有一些平台会在文章的末尾处标记一条文章的总阅读量。再此后，被转发和分享的次数也能看见了；点赞功能推出以后，点赞数也加入了数据表达的一部分。文章末尾开始有多条数据。
数据表现的第一阶段：不展示或仅展示总浏览数。图片©沙丘研究所
数据表现的第二阶段：展示浏览数、点赞数以及评论数量。图片©沙丘研究所
2021年的今天，数据以更激进的方式跃居台前。比如在微信公众号的订阅界面里，我们点击之前，首先可以看到这篇文章被多少位微信好友阅读过或者分享过。点进文章之后，界面还会显示赞赏的人数，总阅读量，点赞的数量，点“在看”的数量。在评论区里，我们还能看到评论的数量以及每条评论被点赞的数量。对于公众号的运营者来说，后台的数据更加广泛和细致：赞赏金额，文章被其他公众号转发的数量，阅读量和点赞数量的比例，阅读完成率，24小时阅读量的上涨曲线、阅读该文章后新增的关注人数……
数据表现的第三阶段：点击内容之前就已经能看见多种数据展示。图片©沙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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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现的第三阶段：内容末尾有复杂、多类型的数据展示。图片©沙丘研究所
数据表现的第三阶段：运营者后台有更加详尽细致的数据展示。图片©沙丘研究所
这些以公开可见的数字为表现形式的数据越来越受到推崇，它们已经俨然成为了我们数字生活可被量化的基本计量单位。在这个环境中进行创作和发表，也是今天线上化内容创作绕不开的基调。这篇文章里我们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反思和自我警示。因为篇幅，我们分了上下两篇推送。
内容平台对数据的推崇，每个用户都肉眼可见，实际上这也被科普作家尤瓦尔·赫拉利称为“数据主义”。在《未来简史》里他谈了这个新造的名词，并解释说，“数据主义”是21世纪兴起的一个全新的宗教。其教义推崇“任何现象与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
如果说在Web 1.0时代，互联网还只是我们生活的附加品，那么今天，它正在接管我们的整个生活。伴随着“数据主义”的兴起，人类从物理世界向虚拟世界进行浩浩荡荡的大移民，这一信念也极大地改写着当今的创作和发表行为。创作者需要“上线”，作品需要“上传”。
但技术进步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套矛盾。一方面，创作高度繁荣：内容繁多、众声喧哗。另一方面，创作又经历着深度失落：文学爱好者、建筑师、音乐人、影评人感叹这个时代很难再孕育出伟大的作品。对于这一点，如果说此前我们借“公共领域”的必要性作为切入点来探讨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那么这一次则是以“私人领域”的必要性作为透镜来反思创作的失落。“创作”一词作为主题，包含的范围不止写作，也包括图像、音乐、建筑、影像等等。
01 数字化的空间，“数据主义”指导的内容
第一，创作发生的空间正在大规模转移到线上。
如果说以前某个小说在交到读者手中之前需要经历书房、出版社办公室、印刷间、书店等一系列物理世界的房间，那么现在它或许全程发生在屏幕世界的“平面国”当中——可能是石墨文档、微信公众号编辑器等二维的交互界面中。即便更年长或者相对传统的创作者仍然用纸和笔创作作品，互联网仍然是推广的关键渠道。可以说，互联网空间正在逐渐成为“创作”和“发表”行为的重要甚至主要场所。
内容生产的空间在快速数字化
图源：左-Worldpress.com；右-Gowling WLG
图源：左-Worldpress.com；右-Gowling WLG
这个数字化的过程也带来了结构性的影响。沙丘研究所的对谈人宗城曾经提到过这样的看法：
我觉得今天从线下到线上，其实是一个读者权力变大的时代。我们可以姑且说，一种民主的政治蔓延到了一个写作的逻辑里面。这里面比较明显的，比如网络小说里面，经常是读者来告诉作者你得怎么写。你不这么写就给你递刀子。……所以，空间的变化促使创作者-受众的二元关系也发生了改变。这个关系变化在“饭圈经济”里也特别明显。现在，“饭圈”并不再满足于扮演被动的接受者角色，相反，他们具备极强的行动力以及对偶像本身的影响力。他们在微博、豆瓣上整齐划一地控评、公关、刷分，也参与决定偶像职业规划的下一步发展，变成了家长式的人物。这也是受众“权力变大”的一个体现——数字空间提供了连接的可能，连接提供了组织社群的可能，社群提供了行动的可能。
第二，“数据主义”正在成为许多创作的指导思想。创作者从物理世界向虚拟世界移民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线上化的技术事件。互联网这项技术自身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比方说对于数据的推崇，而这一点会极大地影响发生在它其中的进程。文章开始描述的现象就是一个明确的表现。
这些数据是技术进步的表现，让互联网创作的作品价值更便于被量化，也更容易展示、分析其中的经济价值。譬如说，web1.0时期，一篇博客文章的好坏，可能全由读者自己内心来产生一个暧昧的主观评判，或者通过评论区的留言数量和留言质量来推知文章的受欢迎程度。但在2021年，每一篇发在互联网的文章都能够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本身也是公开可见的。通过其数字高低，不可量化的作品有了评判的依据。
借荷兰学者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的研究，我们可以把社交媒体平台的搭建逻辑简化成一句话：“采集数据来获取利润。”第一步，数据化（datafication）：把平台上发生的讯息交换、交易、行为等变成可被机器处理和算法识别的数据。第二步，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把可被处理的数据转变为了数字时代的货币，广告商是其中重要的变现手段。第三步，自动化内容筛选（automated selection）：用算法计算出的模式来为每个平台用户打造量身定制的、可以不断“刷”下去的信息流，增长其停留时间，进一步采集更多的用户数据。
©沙丘研究所
而数据主义对创作的深层次影响则在于，数据一开始是为内容服务，起辅助说明的作用，但渐渐地数据反客为主，内容倒变成了为数据附庸。为了提升数据的表现，许多运营者并不感兴趣提升自己文章的内容质量，而会寻找专门的技术团队“刷阅读量”、“做数据”；许多自媒体人和广告产业工作者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点击一篇文章以后基本不会看正文，而是直接滑到末尾，看一看它的阅读量、点赞、“在看”数，仿佛扫一眼这些数据也就等同于已经读过了文章。
图片分享类社交媒体的领头羊Instagram平台显然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在2020年初，他们推出了一项让许多人不免吃惊的举措——隐藏用户的点赞数（在部分国家）。也就是说，照片动态的下方不再出现“小A及其他89人点了赞”，而是仅仅显示“小A及其他人点了赞”。
Instagram在部分国家隐藏点赞数
图源：TechCrunch
图源：TechCrunch
平台的主管亚当·莫塞利这样解释“隐藏点赞数”的决定：“我们试图为社交平台减轻社交压力，让Instagram不再是一场数字的竞争，而是给人们更多空间去专注于连接本身——与他们关爱的人，以及给他们灵感的事物。”Social Media Link的CEO苏珊·弗伦其的评价是：“Instagram的未来在于真实的影响，而不是夸张的吹嘘资本。”当然，Instagram的这项商业决策并不是与资本主义或者数据主义的基本逻辑逆向而行的，可以说它是一种更先进也更温和的表达。
可能是因为社交媒体生态的发展还处于不同阶段，中文互联网中数据的表现和可视层级还处在不断加码和上升的阶段——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趋势就是很好的印证：数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可见了。或许也是受短期功利主义思维的影响，微信、抖音、快手之类的平台上，数据和变现的关系是比较直白的。我们很难想象在最近几年会有哪个中文社交媒体平台率先把公开的“阅读数”、“点赞数”隐藏起来。甚至自媒体人本身也难以接受这种举措——如果文章末尾的“10万+”不再能被所有人看见，写东西的动力和价值感都会大打折扣。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
图源：GQ
图源：GQ
尤瓦尔·赫拉利在畅销书《未来简史》里围绕“数据主义”（dataism）抛出过一些引人思考观点。虽然他对历史和哲学的很多过分简化的叙述，但这一部分对于反思互联网创作仍有很强的解释作用。赫拉里在书中把“数据主义”视作21世纪兴起的一个全新的宗教。他认为，“数据主义”的信奉者相信“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
这句话显得非常激进，但实际上今天许多互联网用户都会怀有或多或少类似的信念——一本日记如果放在抽屉里积灰，那么它缺乏价值，或者说，它的价值还处在“未被开采”的状态，而它实现价值的最高效方式则是“上传”，因为唯有如此，才可以产生阅读量、点赞、转发、评论等等数据。对数据主义者来说，这种记录之后的上传保证了作品会汇入信息的洪流中，而且仅当它加入了这个程序，其价值才得到了彰显。
©沙丘研究所
02 “伟大作品”的整体失落
创作空间的线上化以及数据主义的盛行，使得创作过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量、方便、快速、“平等”、平民化，并且便于统计、计算、评价、比较和变现。数据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延伸，强调着效率、规范化和增长，这一逻辑也快速蔓延到了互联网创作上。有趣又似乎毫不意外的是，这种创作的“整体繁荣”和“进步”的同时，伴随的却是这个时代另一种强烈的共同感受：“伟大作品”的整体失落。
愤怒一些的文学爱好者会宣判：“文学已死。”温和一些的也还是会承认，现在这个时代，文学好像变得可有可无。老派的音乐人感慨，现在太少有人静下心来做音乐了，大家都是图一时的热闹和风头。不满的乐评人会这样叹息：“听听20xx年的年度十大流行歌曲，再听听现在的都是什么东西…”对于很多资深的影迷来说，20世纪电影大师们的火炬没有人接下去了。这不仅是对于意大利、俄罗斯、日本这样的地方，而是一个全球的情况：青黄不接、后继无人。我们时不时还能看到制作精良、叙事有力的作品，但是哪里还有伯格曼、黑泽明、塔可夫斯基那种直击灵魂的东西？新的观众、新的导演似乎也不再执念于把那些上个世纪的经典当作一生追求的白月光。
技术主义者感到一种乐观，他们是向前看的，认为乌托邦在人类的未来，因为数据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繁荣。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巨量与快速的数据流；人文主义者却感到一种无尽的悲观，他们是向后看的，认为黄金时代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过去，因为他们正在见证真正伟大作品的失落，也悲哀于无人接棒的现实。
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幻想了一个男主角不断通过午夜钟声回到巴黎上一个时代的情景。
图源：电影剧照
图源：电影剧照
03 私人领域被屏幕世界攻占
创作的集体繁荣和“伟大作品”的失落——两件事是彼此相关的。数据主义崇尚一种随时随地的连接、上传与交互，因此一切都应处在不间断的、公开可见的聚光灯下。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私人领域不断被压缩，也不断被互联网的扩张而挤压。创作者似乎不再能够奢侈地享有某个与世隔绝的“暗室”。在那个安静且幽暗的地方，他可以独自与自己进行商讨和对话，在窗帘遮蔽的阴影里来回踱步，沉思酝酿，在稿纸上涂抹擦拭，并且全然不被外界注视和打扰。今天，不需要跨出家门，他只需要伸手拿起书桌上的智能手机，刹那间，屏幕就会将他带进那个连接的世界，私人领域的幽暗也就在刹那间被公开的光明照亮了。
伦勃朗画作《炉火旁熟睡的老人》
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伟大的作品，其创作的过程一定需要有良好的私人领域作为前提。换句话说，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读者权力变大的创作环境，以及“民主式”商榷的创作程序成为了一种有害的压迫。小说、音乐、图像、电影、播客可以平等地存在在一个互联网上公开的领域，但这种平等的逻辑如果侵入到一开始创作的过程中去，它反而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也就是说，在创作的时候，观看者一定不能够和创作者平等。一个写作者没有办法在持续处于读者坐在一旁监视和评论的情况下写作——一个对创作者友善的空间一定要允许作品在没有问世之前是属于创作者私人所有的；在那些正在进行中的稿纸上，他要能够对自己创造的世界有绝对的统治。如果创作者在构思、画草图或动笔的时候要每时每刻承受观看者的在场和指点，这个作品会变得贫瘠、平庸、缺乏勇气。 作品总在创作的私密性与发表的公共性之间流动，二者的关系也不是一锤定音的。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作品放在对公共开放的图书馆、艺术馆、博物馆、电影资料库里，但作品本身不是“对公的”。这些作品收获了大量的受众和公共性，但是作品本身的声音并不是拿着扩音器向所有人外放。
不论媒介，最好的作品总像是在对着单独一个人说话。这些作品浓缩着创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再跨越时间和空间传达到读者那里，引起强烈的共振。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能够时而带给人难以名状的震撼，从心底感叹这样的作品何以超越这么长久、遥远、迷雾重重的时空，而直接把自己未曾言表的，隐秘、丰饶甚至病态的痛苦和冲动揭露出来。这样的作品一定先在幽暗中产生，再被抛到出版圈、批评圈的探照灯下；如果一直处在公开的光亮当中，它们一开始就无法完成。
Vilhelm
Hammershoi画作
好的作品从某个私人个体的心里生长出来，最终再被深深地接纳进另一个私人个体的心里，在这之间，他们需要一个公共的领域来作为中介，方便彼此找到对方。用现在的话讲，创作者是“内容岗”，中间机构是“运营岗”，私人与公共——内容与运营，二者界限分明，各司其职。然而，数据主义造就的“自媒体”逻辑使得这个界限暧昧不明了，此时运营的思维倒过来侵入内容，使得很多作品本身就充满一种运营的气息。互联网创作追求一种“数据处理”的最大化，内容不再执着于可以直抵内心深处的人性和共同感受；后者被架设在创作者和受众之间的中介——数字——稀释掉了。
04 “去理解”与“被理解”的平衡难以维系
数据主义拥有一种充满了创造性的破坏力。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它可以被视作一种宗教。我们无法否认它为这个世界创造了很多新的东西，但同时也承受着它强大的破坏力：数据主义的信奉者一定要努力将它提升为一个压倒性的状况，把“异教徒”赶尽杀绝。换句话说，今天的互联网创作并不只是多种创作方式中的一个选项而已，相反，它正在变成唯一的。
图源：Mashable India
抖音APP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快手，也不是微信，而是用户的现实生活——我们学习的时间、跑步的时间、旅行的时间……可以想象，数字内容平台与彼此展开激烈竞争，但真正冲击的还是传统内容平台——纸媒、物理剧场、实体博物馆等等。对“数据主义者”来说，前者可以创造比后者多太多的数据流，也因此应被视作人类更应走上的方向。此时对创作者来说，惟有信奉“数据主义”，加入它，才能成就自己，而抵抗是无谓的，只会使得作品在无人处流浪。
数据主义影响下的创作语境正在变成唯一的语境。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有一个尚处在成长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的他一定同样面对着如何对话读者，是否“线上化”这些不断更加紧迫和扩大的问题。
赫拉利在谈论“数据主义”时论述了它和古典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二者并不敌对。但他论述的失误在于并未认识到“数据主义”实质是现代性的一个延伸——人们在启蒙时期之后对于科学、理性和效率的想当然式的崇拜。对于这种迷思的破除和批判，许多20世纪初的大思想家早已经站在我们的身后。
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与昆特·高斯的对话展示了这位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对于创作的看法——
-高斯：
……您想通过这些作品获得广泛的影响吗？您是否相信，在这个时代不再可能产生这种影响了？又或者，这些影响力本来对您来说就仅仅是次要的？
-阿伦特：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过说实话，在我工作的时候，我不在乎它会怎么样影响人们。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对事物进行理解，而写作是理解事物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我有很好的记忆力并且能够保留所有想法，那么我有可能什么也不会写下。我明白自己的懒惰。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思考过程本身。每当我设法充分想清了一些事物，我都会感到满足。如果我设法以书面形式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过程，那也会让我感到满足。
...至于说我认为自己有影响力吗？不，我想要做的是理解事物。如果其他人同样以我理解的方式理解世界，那将会给我一种满足，一种处于某种平等之中的满足。
——1964年，汉娜·阿伦特与昆特·高斯（Gunter Gaus）的对谈题为“What Remains?“ 中译
沙丘研究所
这一部分仍然延续了此前“创作时必要的私密性”这一观点。而私密与公共的区别，则体现在去理解（to understand）和被理解（to be understood）两者上——前面一种活动属于我们自己脑子里的智识操练，后面一种活动发生在创作者和受众之间。
我们也可以借此理解为什么创作一定需要发生在私人领域：这个过程一定是极端私人的，关涉的是个人的记忆与想象。发表、被认可、获得影响力这件事是公共的，但创作和发表两件事应当有明确的边界。
关于记忆这一点，在对话里，阿伦特称记忆的缺陷是她创作的原因，但是当然，也是记忆的能力使得创作成为了可能，就像古希腊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在他的戏剧里写：“记忆是一切智慧之母。”借助记忆，无形的思想被转化成了有形的、具体化的表现。
至于想象这一点，阿根廷文学大师豪尔赫·博尔赫斯的写作实践也一定体现着私人领域的必要性。他的短篇小说《环形废墟》或许可以被当作是创作过程本身的一个绝妙的寓言。如果我们把他笔下的主人公“做梦人”理解为创作者，那么这位创作者最大的努力就是把一个脑海中想象的模模糊糊的形象觉察、塑造、把玩出具体的形状。大多数创作者也会有这样的同感——创作的过程就是把脑海中朦朦胧胧的、虚无缥缈的、缺乏顺序的凌乱思绪整理成一个具有结构的、更可感的材料。绘画、雕塑以及很多其他创作过程也都是这样。 在一次和大学教授的谈话中，博尔赫斯说：“我是不得不写时才写点东西。一旦它发表了，我就尽量把它忘记，这也很容易。”对博尔赫斯来说，写作开始于一种类似于“催促”的感受，一种灵感、思绪、图像、形状和观点在脑海里的积累。当它们积累到不可不倾泻而出的程度，作者就“不得不”将这些抽象的概念付之于具体的文字。在这个表述中作者几乎像是被动的，他仿佛只是受到了某个崇高的存在——一个“创作之神”——的召唤，以至于创作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使命。
©沙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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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于阿伦特来说，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去理解”的部分——创作过程帮创作者更好地认识了自己，帮助她厘清了思路，让一些纠缠不清的胡乱想法像岛屿一样明白无误地浮现了出来。我们许多人都有强烈的同感：如果一件事情自己想不清楚，不妨试着把它写下来，通过写作这个实践，自己也就帮自己把原本的事情想明白了。至于说“被理解”，即在读者和受众中获得广泛的影响力，这一点对他们两人来说似乎都是一个额外之喜，或者甚至是额外的负担。
可以说，阿伦特和博尔赫斯的创作都推崇一种“沉思”状态——他们在完美的“独自”中去理解真理，尝试在创作中通过语言去抵达一个更高的东西（古希腊哲学家把这个更高的东西称为“永恒”）。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并没有永远处在“独自”中。我们现在正讨论着他们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的稿纸并不只是帮助了自己的思考，此后就一直静静躺在书房的抽屉里，相反，这些作品得到了发表，得到了理解，而且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所以可以说，前“数据主义”的创作环境允许这两件看似相反意图的共存——创作者为了“去理解”而写作，而作品最终“被理解”了。即便他们在“被理解”了以后嘴上还不断推脱和否认。
第一部分/完
在下面的部分，我们想要继续展开一些松散的问题和思考——互联网时代媒介对创作本身的影响。
06 赛博世界里创作者的“自我控制”
“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一概念向我们展示了媒介或者环境本身是怎样对输入（input）一端不断产生影响。
赛博朋克、赛博世界、赛博格……“赛博”（cyber-）这个为人熟知的词根就来源于“控制论”（cybernetics）一词。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词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应用数学教授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1948年提出的。
当我们向前追溯，能够完整地明白这个词语的含义。“Cybernetics”的词根是希腊语“kybernetes”，意思是“掌舵人”。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场景：茫茫海上，小船在波涛上航行，掌舵人控制着船的行驶。他根据自己的意志调节着前进的方向，而前进的同时，波浪不断拍打着船只，这些环境的因素又不断影响着他下一步对方向的判断。
图源：Mashed Radish
这一场景大致描绘出了控制论的核心：根据系统反馈进行的自我控制。当我们把它放在传播系统里的时候，我们能看见，例如——要是上传到B站的视频播发量低、弹幕少、反响寥寥，Up主自己会想办法去提高播发量，他可以调整自己选题的内容，剪辑的方式，或者砍掉某个不太受欢迎的栏目，此后，上传新的一条视频内容，观察反响的变化，继续做出调整。在这个“控制论”的系统里，并不是市场、政府或者领导直接下达命令，告诉创作者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而是创作者不断通过“输入-得到反馈-调整-再输入”的迭代过程为自己施加的“自我控制”。假使这位Up主在入驻B站两年以后，内容从选题到风格都已经全然偏离了自己最初的意愿，这个创作过程的变化并不是直接受迫的，而是在“赛博世界”受自己能动性驱使的，这仿佛完全“自主”和“自愿”。
在这两期的文章里我们也从这个角度来切入“互联网时代的创作”。在实际情况中，创作者显然会受到甲方、规划局，或者出版社主编、企业领导、政府文件的直接控制和管辖，但我们在此更多讨论“控制论”这个系统的话题边界内，创作者怎样受数据主义影响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并反思这一过程对创作动机和作品内涵的影响。
07 作品内部不再有内在的对抗与挣扎
在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中，人们所能感知到的东西都只是永恒的投影；倘若想要接近真理，则需脱离世俗和他人。但永恒不可“付诸言辞”，因为“当一个思想家坐下来写他的思想，他就首先考虑的不是永恒，而是永恒的印迹。”
图源：Blackberry Blog
古希腊本质主义哲学的框架下，创作这项行为总是预示着一种遗憾。因为永恒只能被人们接近，而不能最终达到。如果说博尔赫斯的《环形废墟》可以被解读为创作中将想象付诸实践的过程，那么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则更像是在展现艺术家某种痛苦的内在对抗。法国诗人保罗·瓦莱丽也这样说：“一首诗不能被完成，只能被遗弃。（A poem is never finished, only abandoned.）”一些后人认为他的这句话意指每首诗与下一首诗的连续性，但我们更倾向于这样的解读：诗人创作一首诗，总是想要让它接近那个至臻至美的完满，但是这又总是只能接近，无法真正达到。所以一首诗是什么时候写完了呢？从不是它真正完美达到了最高境界的时候（因为这从未发生），而只是创作者遗弃它的时候——“好吧，我试过了，就这样吧，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多了。”这时候就暂且算是一首诗写完了。真正伟大的作品总是这样无穷无尽的努力、挣扎、妥协的结晶。这创作的不易对于建筑师来说同样感受得格外真切。
卡夫卡《饥饿艺术家》插图
图源：Googlereads
图源：Googlereads
另一种挣扎建立在“为自己创作”还是“为他人创作”的纠结中。如果把创作的意图理解为“去理解”与“被理解”两端组成的数轴，那么阿伦特与博尔赫斯都毫无疑问站在“去理解”的那侧。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要鼓吹所有今天的互联网创作者都还应该像他们那样，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放置在"去理解"那一侧，而是想要指出，创作至少存在一个“去理解”和“被理解”之间的拉扯和动态平衡——这两位写作者说是纯然“为理解”而去写作，但事实上，没有哪个创作者不会在创作中时不时幻想一群潜在的听众，幻想着正在写的作品被接受，幻想自己处在一种与他人产生连接和共鸣的状态。这都是创作的一部分——不要过分讨好，但也不要过分自我。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种动态的平衡过程被打破了。在数据主义的笼罩下，作品“被理解”的权重被无限地优先。数据主义成为了思维的一种暴政，因为它的兴起使得这两端不可共存，并且越来越两极化了。它所建立的新世界中逐渐只剩下单调的一种类型——讨好的、不断下降的、乞求被理解的作品。因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最好地实践了这门宗教的教条：被更多人接触到，更多“被理解”，为数据处理做更多的贡献。
很多创作者批评自己“静不下心来”。这种说法或许并不失实，它指的也正是现在的创作者无法返回一种真正宁静的私人领域中去。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究其根本，数据主义和伟大的作品是敌对的。2021年的今天，就像之前的每一个年代，世界上一定仍然存在坚持做“去理解”的作品的人，存在“静得下心”的人。但遗憾的是，这群人又大多徘徊在数据主义的新世界之外，以至于作品完成后可能“被理解”的机会也大大衰减；他们变成了“数字弃民”。 “伟大的作品”指的是不会在快速循环和重复的消费周期里消失、被取代的创作，而值得在超越国界、超越宗教、超越民族、超越一代人、广泛被认可的领域存留下去。互联网时代创作的失落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政体的问题，但也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当然，我们更不应单纯指责或把病兆归结于"年轻人心浮气躁"、"这代人没志向"这些简单的说法上，这是一种思维的懒惰。在一个更前提的位置上，创作的失落是一个数据主义影响下的空间问题：孕育作品的优渥土壤——"私人领域"——消亡了。
08
a. 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内核是互相支撑的
“公共”一词的英语是“public”，如果向前追溯，那么它与“popular”（大众的、流行的）以及“people”（人民）都享有共同的拉丁词源“populas”，意思是“人民的”。不难理解，公共领域指向的是一个广泛、共有的世界，在这里不同的公民个体集结在一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定义人为一种“政治的存在”，似乎人性本身就是依赖于公共而存在的。 有意思的是，公共的对立面，“私人”（private）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自带贬义，几乎是更低一等的。雷蒙德·威廉斯在《关键词》中考察过这个词：“这个英文词最接近的词源为拉丁词privatus——意指离开公共生活。可追溯的最早英文词源为拉丁文privare——其意味丧失（bereave）或剥夺（deprive）。”
Vilhelm Hammershoi画作
这个词代表着一种隐秘与私密的状态，与公共的事务脱钩。到了现代的词语使用上，“私人”（private）不再带有贬义，反而有独立和亲密的意义。
阿伦特，以及站在阿伦特肩上的理查德·桑内特都提醒我们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既互为反面，也彼此支撑。没有私人就没有公共，没有公共也就没有私人，“两个领域只有以共存的形式才能存在。”换句话说，惟有我们拥有了一个其他人的目光无法穿透的私人处所，我们才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了一席之地——属于自身的位置，才能够平等地进入公共领域，与其他公民平等地商讨社会事务。 “过一种完全公开的、在他人注视下的生活是浅薄的。”在互联网的新时代下，私人领域的珍贵与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它绝不比公共领域的必要性更低。因为智能手机和数据主义的影响，我们每一个数字世界的居民都能感受到一种“私生活”的流逝——我们似乎不再有一个可靠的藏身之所，没法逃离和隐身，而是被催逼着不断上线，不断与他人连接，这种强大的欲望、要求和需求侵扰着日常生活。
私人领域的衰落在也体现在数据隐私的议题上。新的技术使得我们个人的消费、出行、位置、身份数据都一直被跟踪和采集着。物理世界脆弱单薄的墙面无法抵御一双双赛博眼光的穿刺。如果说私人领域的本质就在于对公共生活的剥夺，那么现在，连这种“被剥夺的状态”都已经被剥夺了。
b. 私人领域是我们做梦的地方
让-保罗·萨特在戏剧《禁闭》（Huis Clos）里借角色之口说：“他人即地狱！”这句广为流行也广被误读的感叹句，指的即是在他人持续的目光下，作为主体的“我”变成了作为对象的“我”。他者的在场，其目光的奴役剥夺了个体的自由。
一个完整的人，每过一段时间都需要在真正的幽暗中休憩，需要时不时进入一些无所事事、想入非非的状态，否则将很容易被现代社会无穷的厌倦与疲惫所征服。更重要的是，对于创作者来说，没有了这种良好的私人领域，没有了无所事事与想入非非的状态，也就没有了创作产生的良好条件。
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词源学的考察可以看出，私人领域代表着摆脱、庇护、遮蔽与隐藏。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为“庇护”一词赋予了更具体的含义：“家宅庇护了白日梦，也保护着做梦的人。（If there is a place that shelters daydreaming and protects its dreamer, it is home...）” 公共领域弘扬着理性与辩证，那里有政治的协商，也有文化的讨论。但是我们做梦的地方总在私人领域。通过这一点，我们或许也能阐释虚构作品在今天受到的巨大威胁。如果说创作正在走向整体的失落，那么相比于现实主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虚构作品更先也更严重地遭到冲击。
二十年前，电影的开头很多写着这样一行字：“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近些年，我们更多看见这行字变成了：“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曾经科幻、奇幻题材的电影引发大众的讨论，现在，越来越多的讨论由针砭时事的纪录片引发。小说越来越没人看了——现在大学里仍有爱读书的学生，但历史、社会、政治学的著作更加热门；即便要看小说，大家也更愿意读上个世纪的经典，新推出的虚构作品越来越难被市场接受。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切入这个现象：虚构作品体现着一个创作者做梦的能力，但现在，私人领域消亡了，越来越少有供我们做梦的地方。同样，我们也不再拥有这种奢侈，去阅读其他人做的好梦。
c. 私人领域容纳我们“思想的污垢”
关于私人领域对创作的必要性，另有一个或许值得争议的理解角度——私人领域可以“藏污纳垢”。正是因为这个地方提供了足够好的隐藏和遮蔽，我们免于了他人的审视，也就免于了他人的评判，在这个地方，对社会普适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不起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创造了“地下室人”这个经典的形象——因为长期待在无人可见的地下，“地下室人”的头脑里充斥着似癫似狂的谵言妄语，充斥着反常、变态、扭曲、有罪的念头，这似乎是一种私人状态的极致。
每个人的回忆里都有这样一些东西，它们不能公之于众，而只能向朋友们公开。还有一些东西，即使对朋友也不能公开，而只能对自己公开，而且还得在隐秘情况下。然而，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东西，甚至都害怕对自己公开，并且这样的东西，在每一个正派人那里都有相当多的积累。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人越是正派，这样的东西就越多。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第一章第十一节
中译 曾思艺
这些公共领域无法容纳的“思想污垢”在无人注视的夜深人静处，由作为私人的个体在心底独自唤起。当可怕的念头没来由地浮现，一个人自己都会甚感惊吓，再努力将其压抑下去。如果说人类历史的伟大作品探访着人类灵魂的最深处，我们也需承认：这些灵魂最深处或许是社会契约、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所无法照见的沟壑。当私人领域变本加厉地公开化，创作者没有时间也没有创作面对这些沟壑，作品也不再承载这种深刻的挣扎与痛苦。
为《地下室手记》绘制的插图
图源：By the Onion Sea
图源：By the Onion Sea
“思想污垢”的消失也表现在“一切都讲正确”。对于创作的评价越来越讲究道德的合理与行为的适当，而并不在乎作品本身带来的灵魂的共振（这种震撼或许正是由“出格”带来的）。阅读不再是私下的事情了，而是许多读者凑在一块，摸出红笔，拿出表单，一条条评判作者到底满足了多少条现代社会的道德要求。这种私人领域的公开化确实促进了创作圈子的平等与公正，但也使得内容变得千篇一律。
一方面是私人领域公开化，另外一方面，公共领域又在私人化——这也是尤尔根·哈贝马斯对于大众社会与传媒社会的反思。在《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讲稿中他提到，当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展示舞台，为了引人注目，明星们往往混杂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譬如说，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名字，因为他的思想、观点与作品是重要而经典的，能够留给后人反复琢磨；但他私生活中激动人心的故事却很少出现在课堂上。到了传媒社会，公众人物靠作品为人所知，但私生活也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如果我们在这里把视线再延伸到互联网社会，那么公众人物甚至可以没有作品，也不需要作品，而是靠对私生活的谈论就足以获得不断“占用公共资源”的公众性。
09 私人与公共领域是同时衰落的
一方面，创作前所未有地多样和大量，另一方面，“伟大作品”又在快速失落；正如一方面，连接与交流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高效和便捷，但另一方面，互联网上的讨论又如此失效，隔阂如此难以消弭。这种互相矛盾的局面提醒我们，私人与公共领域在共同衰落。它们二者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内涵变得残破。
一年前，在《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中，我们试图论证数字空间中讨论质量的低下，也通过评论区和留言板，分析了数字公共领域的残缺——或者说，它仅存其名，未存其实。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便利的公开领域，但它并不总是一个有效的公共领域。就像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公园和广场名义上都是24小时对外开放的，民众可以随时进入，不加收费，但是在这里，不允许张贴标语，拉横幅，发表演说、公开讨论、集会静坐——那么可以说，这个广场或许仍然算是建筑学、城市规划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但不能算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没有容许有效语言的发表，没有独立于家庭和国家之外，也不是人们自发凑在一块，认识、讨论、解决共同的紧迫社会问题的地方。
图源：Lifewire
私人领域同样仅存其名，未存其实。我们仍然拥有我们的公寓和卧室，但是这个物理空间已经不再幽暗，而是不断处在互联网的照耀之下。这个地方本应免于他人的凝视，免于任何机构的监视，但现在，本该处于内部的、洞穴或腔体式的空间，不再能摆脱这些数据主义的攻占。对于创作者来说，良好的私人领域本可以保证心灵享有想象、做梦和沉思的自由。在这个地方，他可以孤独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就像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一文中所描写的那样，忽而兴奋，忽而陷入沉重的自我怀疑，但又不断为了更好的创作进行孤独的挣扎。但在今天，这样的时间和空间都难以为继了，在数据主义的大旗下，社交媒体平台向日常生活发起了猛烈的殖民，科技公司的数据抓取入侵着个人用户的起居、健康、出行等一切数据。人被翻转开来，几乎没有尊严地持续暴露在科技的观察和打量中。私人领域倒塌了，一个本应起保护作用的庇护所被数据主义的车轮一碾而过。
事实上，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边界的消失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对很多思想家来说，现代化、大众社会的兴起就已经注定了这种空间的混乱。这是一种现代人普遍的迷失感：既没有一个绝对安全、不被打扰的场所安然休憩，也没有一个真正公共的领域能够有效地介入政治，我们只是在一个杂糅又没有清晰边界的区域里漂浮着、悬浮着，不知所终，也不知怎样定位自己。没有优良的生活，没有完整的生活，也就更不必谈优良的创作。
10 数据本身并不是创作的敌人
人类在朝着数字世界移民，这一进程二十余年前就有了开端了，而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越来越快的加速过程。毫无疑问，创作者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这绝不只是一个技术化的中立过程，空间的变革也深刻影响着内容创作本身。“数据主义”推崇的价值体系指导着新一代互联网创作者的行为——内容的价值以“对数据处理的贡献”作为衡量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在量级的繁荣表象下，呈现出了一种质量和深度上深层次的失落。
如果说长期以来创作者都在“去理解”与“被理解”两端之间努力寻找一种平衡：一方面受到一种更高的东西的呼唤（“真理”/“美”/“公正”……），希望通过创作的过程接近它；一方面也被公众性所吸引，期望达到被理解与被大众认可的状态。这种推拉与平衡确保创作并不过分讨好，也不过分自我。但数据主义的出现使得这一平衡被打破了，在一个控制论的系统里，大多数创作者都不假思索地冲向了“被理解”的一侧，把精力与才智都倾倒在了数据的最大化上。
大多数互联网创作都成了可供快速消费和循环的文化快餐，只解一时注意力的饥渴，满足一时谈资的需要。这样只求“被理解”的创作也是容易的。因为不论在技巧还是心智上，“去理解”都远为更加困难和痛苦——那个更高的东西只能接近，无法最终达到。在数据市场上考量，“去理解”也是费力不讨好的，因为它并不能直接激发可变现的数据量。在互联网时代的创作内部，深刻的挣扎与内在的对抗变得少有。
在空间上来看，私人领域的消亡是问题的一个关键。因为不被他人注视与评判，创作者可以享有做梦的自由，也可以面对自身奇异、病态甚至有罪的念头。正是这种“幽暗之处”保证了作品精神内涵的丰富与多孔。但互联网的影响下，这个场所加速倒塌了，数据隐私被调用，屏幕世界也不断吸引和要求创作者上线。在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共同衰落下，创作没有“做梦”的空间，也被一种狭窄的“正确”限制着。
但需要提到的是，文章中我们分析了数据主义使得创作的过程失去平衡，伟大作品也就难以产生。但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数据本身与作品的对立。如果说作品并不在创作者的自我控制中失衡，数据本也可以成为创作的帮助。因为数据的便利与涵盖的广度，创作者能够对世界有更加完整、具象的认识，可以获得许多从前没有的切入角度和创作手法。新媒体艺术领域就在互联网时代做出了一些此前从未有过的艺术品。被称为“第九艺术”的游戏也必须经由数据来打造，当这些资源被善用起来，创作者也构筑出了前人无法做到的沉浸感和交互强度。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的文章以回顾古典的伟大作品的方式，来评价现今数据主义时代的创作行为以及内容质量。在空间上，我们仍然希望重建私人与公共的必要边界。但如果数据主义下技术跳跃式地发展，当我们的意识能够全部线上化，不同人类个体之间的感官和思考能够直接“联机”分享，那么此时，创作与伟大作品本身也都需要被重新界定。但一套全新的定义或许很难在此刻就做出预测。而如果我们要在向未来眺望与向过去张望之间寻得一个不变的线索，那么“去理解”，以及去表现人类灵魂深处共同的感受与挣扎，大概仍然会是一个不变的伟大特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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