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ping": To Creatively Represent the World
我们「制地图」,是为了创造性地重现世界
陈飞樾 李雅伦
From / 2019

01 制地图的过程代表了人类“成为神”的野心
“Mapping”(制地图)一种图像表达的制作,其目的是以空间方式呈现世界中的疆域、概念、状况、过程或事件。
对于建筑学大类的学生与就职者来说,这个练习不会陌生,但或许正因为做过太多,它不免沦为了一个事务性、重复性的任务——从开发商或者规划局那里调来CAD文件,然后把所有已知的信息扔到上面去,称它“场地分析”。但制地图的行为当中极富创造性的能量,似乎被遗忘了。
现代制图术诞生在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个“学术神庙”兴建于公元前300年,吸引了当时整个希腊世界中最伟大学者们前来进行“朝拜式”的学习。他们在浩瀚而珍贵的文库中感叹,“全人类的记忆已经都在那里了。”也正是在那里,托勒密完成了他的不朽典籍《地理学指南》,借此“试图描述已知世界的大小、形状和范围”,成为往后2000多年地图绘制的基础。
以色列人试图统计整个国家的人口(于是上帝降了罪);人们试图修建巴比伦塔去接近上帝(可是终以失败告终);在汇聚了人类思想与记忆的图书馆里,托勒密试图整理出一个“整体的世界”——地图的诞生可以与两个宗教性的故事并置,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一个相似的东西:人作为人,是大地上蝼蚁一般的单独个体,但他总怀有一个古老的愿望,试图和一个更高的、更宏大的、具有神性的东西相连,即便这或许总以浪漫性的失败收场。

托勒密《地理学指南》副本中的世界地图,制作于十三世纪。原本曾消失1000余年,之后在十三世纪重新出现于拜占庭。原本中是否绘制有地图在学界尚存争议。
所以,地图的制作代表着人类“成为神”的创造性野心。首先,传统地图观看世界的方式,是如同神明一般垂直地俯瞰大地。即便在20世纪卫星摄影图像的技术成熟以前,人类文明两千年来画地图的尝试,都依靠对大地、人造物相对关系并不精确的测量,加之一个天空视角的主观想象。除了少部分城镇可以借助周边山脉地势的优越得到倾斜角度的整体性观看,大多数地图其实都纯粹来自于绘制者的“思维地图”(mental map)。其次,每当一个地图代表真实世界或者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它都是以高度的抽象(abstraction)实现的。甚至可以说,画地图本质上不仅是在“重现”(represent)世界,它实质上是在“重写”(rewrite)世界。即便某个地图极端精确和写实,它也一定不可避免地把真实世界投影到一个二维的,面积有限的平面上,它也就压缩了真实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维度。
医院不再是医院,它变成一个个红色的十字架标志;道路不再是道路,它变成一条条宽0.5毫米的线条;湖泊不再是湖泊,它变成一些由不规则曲线围合成的有色形状。一套新的“符号系统”代表了世界,这就是地图所谓的抽象性表征。如果说神创造了世界,那绘制地图者则是在纸上又把它重新创造了一次。
其三,画地图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如同造物者一般,为混沌无序的宇宙赋予优雅的秩序和有章可循的规则。方格网的框选,经纬度的定位,指北针的指向,山川河流的命名,都是在自然场域上叠加新的形式。人类用一套名为“文明”的共识性语言,宣告自己成为了大地的主宰。
古巴比伦人将古巴比伦画在地图的中心位置,国界以外则是荒蛮的无序之地,这让他们的臣民感到安心——自己居住在宇宙中拥有文明和秩序的中心。外族人来到古巴比伦看到这张地图,明白自己原来身处世界的边缘,于是低下头来承认古巴比伦王国神圣的正当性。谁掌握了绘制地图的能力或权力,谁就掌握了解释世界的特权。即便在数字化的时代下,谷歌地球像“镜子一样”貌似原原本本地照见整个世界,它的内在逻辑或许永远也不会改变。只要地图作为人们对世界的“重现”和“重写”,它就永远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中立客观”。它总带有一定选择性和臆造成分。
但当然,带有选择性并不一直是某种“缺憾”。特别是对于建筑学和城市学来说,研究的目的本就不是要事无巨细地还原一整个城市;它讲究的是提出一个好问题,并由此找到一个巧妙的“切面”去理解城市的某个既定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制作地图的练习反倒要凭借一番优秀的选择性。譬如在图底关系(figure-ground)中,我们看不见建筑和街道的名称,看不见等高线表达的地形起伏变化,看不见水电系统支撑起的基础设施骨架。所有的上述信息都被“选择性地略去”,剩下的只有一件事——通过黑白两色,表现“建造”和“未建造”两部分的相对关系。
这种高度选择性的表达常常能让读图者感到耳目一新。当所有其余“干扰项”都消隐了,城市的特定纹理就变得尤其特征分明。地图和世界还会因此产生“互文式”(reciprocal)的关系。譬如,在诺利地图(nolli map)中,外部空间(城市中的街道、广场等)和带有公共性的内部空间(教堂、图书馆等城市居民可以自由进出的室内部分)都被表达成白色,成为“一系列流动的公共空间”。这种创造性的地图制作,为城市观察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城市的方法。也因此,建筑师们不再把建筑个体看做孤立的方案,而是将之放置在城市中进行一体化的思考——地图来源于现实世界,又反过来影响了现实世界。
地图必须“选择性”表达,“选择性”表达也有其巨大的价值。但是仍旧,人类不会停止那个执着的追求——建立一个不遗漏任何信息的地图,一个“终极的GIS(地理信息系统)”。这项浪漫而无尽的尝试给予了文学艺术许多灵感。刘慈欣写过一个中篇科幻小说《镜子》——当我们拥有一个知晓世界一切事情的模拟系统,我们就可以根据逻辑的链条,追溯宇宙一切的过去,推测宇宙一切的未来。博尔赫斯在一个超短篇小说《关于科学的精确性》里,也构想了一个可以“完美再现”的地图——“制图学校制成了一幅王国地图,和王国自身的大小完全吻合。后代子孙不再痴迷地图学的研究,也开始明白这幅广袤的地图一无是处……”
刘易斯·卡罗尔也有过相似的虚构。他同样认为这“镜子一样”、“一比一”还原整个世界的地图终究是一场虚无的游戏——“(这个一比一的地图)从来没有打开过。……农民们反对,他们说这会盖住整个国家,遮挡住阳光!所以我们现在就使用这个国家本身作为地图,我向你保证,这也一样好用。”

地图制作可以基于真实的疆域。上图是Quoctrung Bui 和 Jeremy White 绘制的纽约曼哈顿在冬季的建筑阴影图(Mapping the Shadows of New York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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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制作也可以基于抽象的概念。上图是Mark Lombardi绘制的权力关系地图(Mappings of Power Relations)。
02 “图底关系”是一种优秀的省略性表达
“图底关系”(figure-ground)是 把建筑物作为figure(图),城市开放空间作为ground(底),用黑白两色区分的平面表现手法。这一图像一般 只有黑白两色,比起许多其他形式的地图来说似乎缺乏了不少信息,但同时它也在特定方面提供了其他地图无法提供的理解角度。
在城市学中,图底关系表达平面中的建筑物与开放空间,描绘城市肌理(urban fabric)。通过黑白的抽象形式,它一般在城市的尺度上,用于理解被建造与未建造的空间关系。图底关系有助于我们直观感受城市的尺度(scale),例如街区的大小,街道的宽度,一个城市区域的密度(density),空间排布的方式,比如路网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图底关系把建筑物遮盖的室内空间表示为黑色,户外空间表示为白底,这是一种仅表示空间上是否开放(无构筑物)的图示。与诺利地图不同,它并不能准确的反应社会文化层面的封闭与开放,或使用层面的公共与私密。
传统的图底关系直观定义了物体(object)与其处于的场地(ground)。在许多语境下,建筑理论家斯坦·艾伦(Stan Allen)提出的场域状态(Field Condition)对这种传统概念进行了挑战。“场域状态”似乎衍生于“图底关系”,但前者又不同于后者。它试图通过一些非传统的图像,重新阐释我们对于城市中图底关系的理解。在场域状态中,“图”不再是边界清晰的完型(下图左),而更像是一种从场域中产生的效果(下图右)。比方说,所有的网格系统都是一种场域状态,网格线与其分割出的空白部分是互相影响的。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一片麦田上,麦子作为“物”是传统图底关系中的“图”,然而它的产生和变化都是基于土地这个“底”的。我们也可以想象有等高线的地形图,等高线反应了场地的变化,标注出山谷或者山峰,但是图底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是一个连续“流动”的场域。

左:20个城市图底关系;右:斯坦·艾伦的场域状态
在建筑学/城市学之外更加宽泛的概念下,图底关系是大脑对视觉信息处理的一种机制——我们通过辨别边界认知图形信息。在这种范畴下讨论,可以说图底关系反应的就是前景与背景的视觉关系。平面设计中的正负形(Negative Space)概念,正是利用我们这种通过边界识别图形的能力。利用正负形进行的平面设计,可以让意识在图形和背景间交替辨认图形信息。比如,在 FedEx 的标识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这五个字母所组成的文字信息,也可以看到字母E与x之间白色的箭头的图形。

左:丹麦心理学家Edgar Rubin经典图底关系图,花瓶与人的侧脸;右:FedEx标识中的箭头图案
03 “诺利地图”表达城市公共空间中流动的空气形态
“诺利地图”(Nolli Map)是 把私密空间及建筑结构作为figure(图),公共空间作为ground(底),用黑白两色区分的平面表现手法。
詹巴蒂斯塔•诺利(Giambattista Nolli)于1748年绘制了一种特殊的罗马地图,我们其后所用的“诺利地图”这一概念就来自于他的尝试。这种绘制地图的方式基于传统的图底关系,但又做出了部分调整,使得整个概念关系不再是“建造”与“被建造”的二元对立,而成为城市文化层面“开放”与“封闭”的辨析关系。
基于图底关系的概括可以被简单概括为:白色不只是室外的开放空间,公共空间(如教堂等)的内部空间也被表示为白色,与室外部分连接起来。另外,这些公共空间的结构等细节也在平面中反映出来。在罗马,道路、广场与教堂、公共建筑的内部和中庭形成一系列连续的空间。虽然这看似只是一个图面表达上的小调整,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理解城市的方式。
在诺利地图中,原本作为“底”的城市开放空间变成了流动的公共空间,成为了积极的主体,而建筑变为相对封闭独立的实体。这对于我们思考和设计城市公共空间的都有了巨大的改变。开放的场地不再是建筑剩余的空地,而是一个形态可以也应该被设计的空间。或许我们可以更宏观地理解诺利的革新,在诺利地图中,空间就是图形。建筑和城市大多数时候是在设计空气的形态。

诺利地图局部
在1978年,一次名为Roma Interrotta(断裂的罗马)的竞赛邀请了12位建筑师和理论家以“新罗马”的概念进行创作。竞赛将诺利的罗马地图的12个部分分配给这12位建筑师,他们结合自己的城市理解和构想重新绘制,形成了虚构的罗马。

左: 诺利地图;右:Roma Interrotta 从左至右依次为 Piero Sartogo,
Costantino Dardi, Antoine Grumbach (第一排), James Stirling, Paolo Portoghesi, Romaldo Giurgola (第二排), Robert Venturi,
Colin Rowe, Michael Graves (第三排), Rob Krier, Aldo Rossi, Leon Krier(第四排)。
利用诺利地图理解城市也不仅限于罗马,文丘里夫妇(Venturi and Scott Brown)在对拉斯维加斯的分析中,大量利用诺利地图的画法,分析了拉斯维加斯超大型的室内赌场空间之间和与外部街道的连通性。在拉斯维加斯,我们很难将这种超大型的赌场看做通过设计空间形状而生成的完型的建筑内部空间。它的尺度与空间构造或许都与斯坦·艾伦所说的场域状态相似。

《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中拉斯维加斯大道及其沿街赌场酒店的图底关系及诺利地图。
我们大抵能从场域状态,Roma Interrotta 这些平面表达,和像拉斯维加斯这样的新城市中看到一些建筑和城市发展的方向以及一部分后现代主义的主题。它们描述的城市和状态往往介于主体与背景,建筑与城市,或虚构与真实之间。我们开始理解定义的边界并不是那样清晰,一些更加复杂连动的关系网络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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